金融发展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为了帮助理解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我们可看看经济与金融发展是怎样促进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的。今天北京、上海跟农村的文化差别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今天跟过去差别的映射。西方并非历来就以个人为中心，是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把他们逐渐从对家庭和教会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

　西方世界的家文化

　当然，到今天针对个人的金融证券品种已眼花缭乱，它们的功能目的各不相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就以人寿年金(life annuity)为例，这应该是对个人规避未来风险最重要的金融品种之一。想到未来，人最不确定的是到底会活多少，是活到120岁还是70岁呢？如果今天按照活70岁去存钱，万一活到120岁，那剩下的50年的收入从哪里来？如果按照活120岁去存钱，万一只活70岁，那不是存钱太多？

　　　　寿命的不确定性极容易让自己在老年时变成后代的负担，也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人寿年金便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只要购买者证明其今天身体健康，那么他可分期或一次性申购人寿年金，买到后，投资者可在50岁(也可从其他年龄开始)至去世之前每年得到事先约定的收入，比如4万元，这种收入支付可以继续到购买者去世或者夫妇双方都去世时为止。有了这种金融安排，父母就不必依赖后代的经济支持度过晚年，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活得太久，经济独立显然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民主、自由、法治思想与实践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出现，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但以往不一定熟悉的是，人寿年金以及其他保险和借贷品种也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并发展。按照特温纳瑞在《保险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一书的考证，公元150年的《罗马民法典》就有关于人寿年金、人寿保险交易的条款，早在公元225年一个叫Ulpian的罗马人编出了人寿年金、人寿保险的定价表，那也是精算数学的起源。因此，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就能利用这些金融工具实现个人自由。另外一类促进个人之间互保、互助交易的是在古罗马兴起的宗教以及其他民间合会，这些合会通过把众多成员的会费集在一起，然后给遇到意外事件的成员以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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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意思的是，随着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终结，欧洲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民主、自由与法治继而由宗教专制取代，人寿年金等金融市场也跟着消失，个人的经济风险、养老等重新由传统的家庭来胜任。比如，从8世纪到10世纪，德国、比利时的宗族极发达，地权归宗族，族产以及成员奉献用于规避个人成员的经济风险，这样做的效果之一是让“家庭”的部分经济交易功能由宗族承担。但是，为支持宗族结构以及重新回到“家”的经济互助功能，其宗法与“家”文化也变得更“钢性”，让个人失去自由与权利，失去个性。

　　按照Aaron Gurevich的说法，12世纪的欧洲人是如此缺乏个性，如果你去看一幅那个时期的群体人物油画，你会发现那上面的人物从表情到衣着、到举止都完全一模一样，看不出任何差别，完全没有个性，所反映的精神世界之浅薄可想而知。

　　从12、13世纪起，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的商业迅速发展，这不仅使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让人们走出温饱的挑战，而且于13世纪后期人寿年金、人寿保险、嫁妆基金等金融品种再次出现在威尼斯等地，等到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个人权利意识重现时期，西欧的金融已有相当的发展，为个人实现自由与权利提供了初步的金融手段支持。

　　各类保险、借贷、债券、投资品种在15、16世纪尤其有更快的发展，并扩散到荷兰、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这些日趋成熟的金融工具成为17世纪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进一步个人自由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也是在欧洲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我们看到，如果要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并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当然能减轻因经济利益交换给家庭带来的张力，但也要求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例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以及保证法治的政权制衡体系，否则，在家庭、宗族之外的市场金融交易就难有交易安全，契约权益无法保障。换言之，如果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主要由家庭来承担，那就对家庭文化有相应的要求，在中国就有了儒家文化；如果这种经济功能主要由市场来承担，那么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内容，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出自由、民主与法治。与此同时，西方的“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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