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传统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日，就是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时。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拉尼斯和费景汉的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先从劳动力剩余并存在隐性失业的阶段进入到没有剩余劳动力但存在隐性失业的阶段，进入这个阶段的时点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第一转折点。经济发展进入第一转折点后，农业生产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已经不为零，但还低于制度性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劳动力市场在不增加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仍能够继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传统部门的农业劳动力隐性失业彻底消失之后，农业部门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下的经济部门，不再有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劳动力配置受相同的市场规律的制约，进入这个阶段的时点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第二转折点或“刘易斯转折点”。
     关于我国目前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似乎与亚洲的已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不符合。日本于1960年前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中国台湾地区在1970年前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7%；韩国在1980年前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4%。而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0%左右。因此，目前我国出现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民工荒”现象并不意味着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而是“准刘易斯转折点”，即只是出现了工资可能持续性上涨，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消失。
     判断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已经走过“拉尼斯－费景汉”第一转折点的标准应该是检验农业生产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已经为正，并逐年增长，但仍低于平均农业收入。按刘易斯和拉尼斯－费景汉的理论，越过“拉尼斯－费景汉”第一转折点而尚未到达第二转折点时，只要农业生产没有掉进“李嘉图陷阱”，城市初等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仍然保持无弹性而不是开始上涨。
     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增长和发展：演进的观点》一书中指出，城市初等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观点是宏观动态地看，而不是源自微观考察农户配置劳动力的结果。农户中“能够出去打工的劳动力都走了”的微观行为并不一定反映宏观意义上农业部门中已经不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农业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初等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宏观经济意义的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完全转移，劳动力要素开始得到了有效率的均衡配置。根据城市初等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明显上涨和在农村“能够出去打工的劳动力都走了”的微观现象，就判断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接近“拉尼斯－费景汉”第二转折点或“刘易斯转折点”，很可能会失之偏颇。虽然对目前出现的这两种现象尚无严格的实证研究结果，但对稍为详细的一些统计数据的分析结果也许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这一现象。
     以我国农村住户2005年的典型特征做一个农业劳动力需要量的估算：每户平均4.0个人，2.8个劳动力，户均耕地面积8亩；假设农户的8亩土地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年生产2季，同时出栏5头生猪（2005年农户平均每户出栏生猪2.62头，我们在此用扩大生猪出栏规模的方法来代替这种典型农户在其它农业生产方面的劳动投入），2005年农户生产粮食和饲养生猪的平均用工量分别为9.59工日/亩和10.92工日/头。由此估算，粮食生产需要的劳动投入为（9.59×8×2）153个工日，饲养生猪需要的劳动投入为（10.92×5）55个工日。这样的典型农户每年的农业生产用工为208个工日。按目前的制度安排和生产技术水平的实际状况，每个劳动力一年平均劳动300天计算，农业生产需要的用工量只相当于典型农户家庭劳动力总供给量的25%。假设有30%的劳动用于外出务工，20%的劳动用于本地非农生产，这个典型农户的农业剩余劳动有（300×2.8×50%－208）212个工日，相当于农户劳动力总供给的25%。根据农村统计年鉴，2005年乡村劳动力数为50387万，劳动力总供给有25%的剩余，相当于有1.3亿个剩余劳动力。经过这些年的不断转移，虽然数量上可能会有所下降，但目前至少还应当有1亿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对全国6万多个农户的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的汇总数据表明，从1998年至2005年，农户生产粮食的劳动投入量从每亩13.80个工日减少到9.59个工日，减少幅度达30%，平均每年减少3.9%，而这一期间我国农户的粮食单产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尽管全国农村各地区雇工的工价水平相差甚远，但近年来农村地区农业雇工的工价是普遍上涨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同步的。2003年以前，农业雇工的平均日工资一直稳定在18元左右（已折合为每工日工作8小时），2003年农业雇工的工价开始上涨，为18.80元/工日，年增长率为3.9%。2004年，农村雇工的工价上升到22.51元/工日，年增长率为19.7%。2005年，进一步上升到25.84元/工日，年增长率为14.8%。农村地区一般在农忙季节雇工，但它的价格与平时的非农活动雇工的工价基本相同。2002年至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日工资分别为22.0元，23.4元，26.0元和28.8元；年工资增长率分别为2.2%，6.5%，11.1%和10.6%。2001年至2005年期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日工资与农业雇工的平均日工资的比值分别为1.186，1.213，1.245，1.155和1.113。由此可见，虽然城市初等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相对于农村的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农业雇工的工资水平，城市部门初等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没有明显上涨。只有城市初等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的上升高于农业部门的制度性工资的上升，城市初等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上涨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如果已经到达或接近“刘易斯转折点”，那么近年来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当在农户层面上反映出农户投入农业的工日的增加。然而统计数据表明，农户投放在农业中的劳动量保持逐年下降的趋势，农业雇佣的劳动量占农户投放在农业上的劳动量比例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市场还未脱离传统模式。
     我国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时不能实现向工作地举家迁移定居，融入城市社会，即城乡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分割的。这种劳动力就业地与家庭所在地之间的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加快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消除有碍形成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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