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１６年里，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渐进式改革不断深化、稳步推进的对外开放、以所得税为核心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等内部因素对外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以及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了充足的外资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
进入２００７年，影响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因素出现许多新的变化， ２００７年我国外商投资的走向与这些影响我国外商投资主要因素的变化紧密相关。
第一，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但增长压力增大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中国持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相对过热的局面将得到控制，否则，宏观经济政策将会进一步收紧。不管怎样，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相对明朗的条件下，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会继续回落，而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实以及人们对未来风险偏高的预期，使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短期消费热点培育并非易事，内需增长必然放缓。我国外汇储备偏高，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较大，出口成本将持续上升，外贸出口强劲增长的势头会放缓。这样，无论内需还是外需，增长的压力都很大，新一年中国ＧＤＰ高速增长仍然会持续，但增速将出现小的拐点，呈现高位缓慢回落的态势。就此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但增长的压力会增大。
从经济增长方式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能源、矿产资源等的约束日益强化，环境成本趋于上升，依赖资源投入增加支撑的粗放型扩张模式难以持续，呼唤实现集约型增长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２００７年，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将得到进一步压缩，外商投资结构也面临调整压力，技术含量高、技术密集型的外商投资增长潜力大，而高污染的外商投资将被严格禁止，高耗能的外商投资会受到更多限制。
第二，渐进式改革的难度加大，改革成本继续上升
改革是社会各方利益关系重新整合的过程。在渐进式改革道路上风雨兼程走到今天，改革的成本曲线走出了一个大的Ｕ字型，正呈现上升趋势；而改革的收益曲线则呈现出倒Ｕ字型。改革之初，社会对改革并未形成共识，需要大量的说服、动员和宣传费用，改革以局部试点、逐步推广的方式进行，改革成本较高，在人们对改革的认同提高后，改革成本逐步下降，改革收益呈逐步扩散和增加态势；在１９９２年改革成本曲线与收益曲线出现交叉后，改革成本迅速下降，改革给社会各方带来的利益明显，改革收益迅速增加；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各项改革都推进到攻关阶段，此后，在全面改革攻坚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整难度明显加大，改革成本上升，改革给社会各方带来的利益出现很大的不平衡，改革收益呈现下降趋势。入世５年来，中国在多边贸易规则约束下，为改革输入巨大的外部动力，经济体制改革得以迅速推进。但在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后，中国改革的外部压力和动力相对减弱。虽然在渐进式改革中存在着改革的“棘轮效应”，改革不会停步，但由于改革难度和成本加大，改革带来的经济利益不平衡，外商对未来改革带来的收益预期乐观度下降，也会影响外商投资流入，尤其是制度寻求型外商投资流入会减少。
第三，外商投资优惠政策调整，引资的区位优势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以所得税为核心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面临变动。如果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待遇，实行２５％的所得税税率，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名义税率由３３％降低到２５％，但考虑到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外资企业享受２４％和１５％两档优惠税率，以及“两免三减”的待遇，统一所得税后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赋会略有提高，而内资企业税赋降低。这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也会使外资企业的利润率略微下降，外商投资流入量会因此回落。尤其是那些来自于自由港的政策寻求型外商投资，在所得税优惠取消后，必然大量转向其他引资国。
截止２００５年，来自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三地的实际投资额占当年我国实际使用ＦＤＩ的９．７％。其中，２００５年，这一比例达１７％。２００６年前１１个月达１１５亿美元，占我国实际使用ＦＤＩ的２３．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将影响这超过百亿美元的外商投资。而来自这些地区外商投资减少，虽然会使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受到影响，但外商投资结构会得到优化。
第四，服务业进一步开放，金融、商业零售领域的外资准入放宽
虽然我国在税制并轨中将取消外商投资企业优惠税率，但继续积极有效合理吸收外商投资的政策不会改变，随着入世后５年过渡期的安排结束，我国金融、商业等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进一步扩大。自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１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开始施行，在履行入世承诺基础上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除了寿险外资股比不得超过５０％外，保险市场已基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取消了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的地域、数量和股权等方面的限制，进一步下放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的审批权。
在银行、保险、零售等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中，外资准入机会增加，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由于这些领域的内资企业网点布局已经覆盖全社会，外资银行、保险公司、零售企业除了新设之外，进行业务创新和并购、参股将成为重要竞争手段。
第五，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比较优势逐步弱化
中国谋求建立和谐社会，以及台湾问题的妥善处理，能够使我国继续赢得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是能够对外商投资产生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区位优势。但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劳动者收入总体水平提高，尤其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缩小过大的个人收入差距，重视“三农”问题，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等一系列组合措施的实施力度加大，低收入人群收入也会较快增加，这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东南亚等地区相比，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劳动密集型的外商投资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商投资增长趋势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向外转移趋势。
宏观调控政策对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房地产价格一直维持在高位上，这样的局面短期很难改变。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造成外商投资成本上升，也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第六，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阶段性降温，外资供给受到影响
尽管当今存在着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但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如今发达国家重化工业的产业外移已经接近尾声，制造业产业转移放缓，外商直接投资能力会减弱。特别是世界石油价格在高位上波动，美国试图通过收缩银根控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欧洲经济很难持续２００６年的增长速度，日本经济增长也会轻微放缓，２００７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有温和回落，受此影响，外资供给能力也会受到挤压，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国际经济环境难以乐观。
综上所述，２００７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受经济增长相对放缓、改革难度加大、外资优惠政策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影响，劳动密集型、政策寻求型外商投资必然减少，加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全球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热潮进入阶段性尾声，我国吸收ＦＤＩ总额可能下降。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外商投资质量会进一步提高，高耗能的、自然资源依赖型的外商投资会减少，高污染的外商投资被禁止，技术密集型外商投资比重将增加。受打破行业垄断、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等的影响，银行、保险、零售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较多增长。银行、保险、零售业的外资并购将成为继装备制造业并购后的新热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均ＧＤＰ的增加，国内企业海外上市会进一步增加，股票、证券类的外商间接投资会比外商直接投资更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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