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在追求均衡、和谐、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中面临着比一般国家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由于加快经济发展，实现追赶式发展往往是经济欠发达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目标，这样就使其肩负着一般经济体所没有的双重挑战——在经济发展模式或管理体制转型中实现经济超越式发展，因而，在快速增长目标下的和谐和均衡发展追求就更为复杂和艰难，要实现这样的双重战略目标，需要转型国家付出更大的努力。
世界银行以体制转型为主题的《１９９６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转型是包括前苏联、蒙古、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和模仿的国家，全部地或部分地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开始向以广泛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过渡。
经济转型国家不仅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还是经济落后和比较封闭的国家、经济社会失衡矛盾相当突出的国家，因此，通过经济体制重构和对外开放，消除经济发展中的阻碍，达到经济快速、和谐、持续发展，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是转型的基本战略目标和衡量成功与否的标杆。
然而，转型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新旧制度交替，价值观转换、各种利益摩擦和矛盾突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艰难性和危险性，因而，在这一时期往往容易发生经济扭曲、失衡和衰退。
快速增长与和谐发展：转型国家面临更多的挑战
转型约束条件下的快速与和谐发展是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和谐快速难以持久，没有快速增长和谐也受到阻碍，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快速增长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期，政府为了把转型期间调整所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往往将不顾客观可能企图在转型的同时实现快速的发展目标，同时，市场机制又远未发育成熟，计划经济的痕迹惯性尚未彻底根除，政府甚至还习惯与不习惯地使用传统的管理手段——宏观调控，而政府掌握的信息有限和管理水平不足又经常导致调控失灵。在片面追求速度的情况下，实际上就往往难以避免比例失调和扭曲的状况一再上演，调控而不和谐，按下葫芦浮起瓢、调控——扭曲——再调控——再扭曲的循环往复不断。可见，追求速度与和谐的一致对于转型期的经济是个巨大的挑战。１９８０年代后期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期经济连续数年低迷、倒退的事实就是最好的注脚。
因此，转型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不言而喻，转型越深化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多更难。按照亨廷顿的理论，转型期经济本身就是一个造成社会非稳态的重要变量，这是因为，持续高速增长：１、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家庭、阶级、种姓），从而增加了“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数……这些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助长社会非稳定局面”；２、使新产生的暴发户难以适应现存秩序，他们希冀得到与新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而这些要求又是政府难以满足的；３、促使地区性流动人口急剧增加，特别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非常规地流动，从而产生动态型的非稳定性；４、迅速拉开贫富之间的距离；５、使增加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的老百姓对现存秩序不满；６、加剧了投资和消费分配领域或地区之间的冲突。
除了上述一些情况外，从中国等转型国家的实践看，还有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
第一，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一系列的重要资源无法满足中国不断扩大的工业生产潜力。
第二，人力成本上升使中国的工业品廉价成本优势逐渐丧失。这对于一直依靠劳动力廉价来获取出口比较优势的中国低端产品来说将是严重的挑战。
第三，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等均将进一步扩大，由此引发的不满与社会对改革的期望更高之间的差距会削减社会对改革转型的共识和支持，成为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四，未来体制转变矛盾更多、更困难，阻力也更大。美国前总统科技顾问杜单德教授提出，中国依然处在转型期，经济转型特征非常明显，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远未完成，国家还是主要所有者；金融体制改革缓慢，社会分配体制落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完善起来，各种失衡和扭曲更为严重，缺乏市场定价机制、利润与成本原则，股东核算与经济刺激机制；法律制度不健全，护法机关软弱无力，公民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中国缺乏连续和关联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管理政策；改革倡议未受到优先支持，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入世了但还远没有入市，如欧美均拒绝给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且改革中积累起来的诸多矛盾更加严峻，而国内和国际对中国深化改革和转型的要求和呼声又更高。未来中国面临从单一追求增量和做大规模的经济转型阶段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复合转型期，从改革浅水区进入改革深水区。如果不能抓住机遇，按照正确的战略及时转型，则可能会掉入拉美式陷阱。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大体上成功地跨过了增长模式的转型期，尽管有的国家由于战争等原因，其工业化进程曾一度被打断。二战以后，先是日本，后是东亚“四小龙”等经济体也相继经历了转型期，进入高收入阶段。但同属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委内瑞拉、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虽然也曾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由于政策失误，如过多依赖外资（主要是流动性较强的非直接投资），当增长波动出现后，外资大量撤出，引发通货膨胀和增长困局，而未能幸运地跨过转型门槛。俄罗斯自然垄断改革进程比较缓慢，中国反垄断法历经１４年而难以达成广泛一致并出台。
第五，面临的国际压力更大。随着中国制造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依赖加强，快速的国际贸易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冲击。
第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转型国家以前都是一种外延式扩大资源投入来取得增长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缺乏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因而，转型国家要保持高速度下的均衡与和谐发展异常艰难。如俄罗斯近年的高速增长拉动，石油出口的贡献度高达５０％左右，而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约１０％，目前在转变增长动力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外资及外国技术带动出口，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落后方式下的高速发展必然导致增长中的扭曲失衡，和竞争力不同步增长的尴尬，如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却伴随着国际竞争力的连年下降。
推进经济转型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基本思路
正确认识转型期经济快速与和谐发展的特点和难度，对于更好地理顺转型与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战略，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亨廷顿著名的“现代化孕育稳定，现代化过程引发非稳定”理论，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在致力于探索新型现代化道路的转型国家来说不无启示作用。这既是经济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转型期非比寻常的艰巨战略任务所决定的。要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需要树立新的发展战略，加快体制完善和民主法制建设，转变增长方式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
（一）转变增长战略，速度与和谐并重
２００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ＧＤＰ 并不代表社会经济的全部，环境、协调、居民幸福等是更为重要的，ＨＤＩ（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人类幸福指数）是比ＧＤＰ更为全面地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２００多年前工业革命时期，西方转型经济期间，年增长速度一般只在３．５％－４．５％之间，但转型过程比较顺利。应该追求和谐与均衡目标下的高速持续，如果缺乏均衡与和谐，高速也是难以持续的。前计划经济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中国，在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屡屡出现经济过热、经常需要进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曲线游走在高低起伏跌宕之中，使社会发展沿着进二步、退一步的之字型路线曲折迂回，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高增长、慢发展，国家ＧＤＰ大，百姓钱袋瘪的巨大落差，并出现了百姓生活福利难以较快改善和阶层分化厉害，社会矛盾尖锐，居民不买账、国家羸弱不堪、国际竞争力不断下滑、赢得了速度输掉了竞争的不利状况。因此，转变发展思路，将速度置于增长质量、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即将质量、均衡、和谐和可持续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原则，而且，还要树立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
（二）加快体制变革，为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是在缺少直接助跑期而将体制改革期、经济发展起飞期和社会现代化临界期三大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实现起飞的。众所周知，中国自１９８０年代经济起飞至今，是在没有真正完成近代工业化起飞的历史前提下借助现代科技革命、全球一体化和后发优势直接展开的。这就构成了中国经济起飞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和综合性，使得起飞过程特别猛烈、各种矛盾特别集中、特别复杂、特别深刻，有时一些矛盾还表现得特别尖锐和突出。而当矛盾表现得尖锐和突出的时候，也正是社会非稳定之时。而且，最近２０多年政府主要专注于扩大经济规模，体制改革只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实质性的体制机制再造很少，远未到位。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体制性障碍愈加突出和尖锐。在此情况下，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建议的，正确地把握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提倡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和大胆深化各项体制改革，对于想取得发展的辉煌成功的国家来说显得十分重要。而不能幻想可以将体制矛盾无限期地往后拖延。因为，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储蓄与投资增长无法再度高扬、银行坏账无法填补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何在？对此，一些学者忧心忡忡，断言，２０１５年可能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坎，如果不思改革，中国最多还有十年好日子过！
（三）创新增长方式，从粗放式走向集约式增长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
实践证明，依靠传统的资源投入方式来获取的高速度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一个国家的资源更难以完全满足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需求，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大国，生产加工能力具有无限扩大的潜力，但人均占有资源却十分有限，而且无法满足“世界工厂”的消耗需要，但在对以物质产品为主要内容的ＧＤＰ的持续急剧膨胀目标追求下，资源紧缺与基础设施保障不足的矛盾加剧、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差距也迅速拉大，从而出现巨大的扭曲和失衡，并反过来使经济发展面临日益扩大的挑战和矛盾。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赖对稀缺资源的消耗，而是将其建立在高新技术和创新的管理组织方法之上，是保持经济和谐、持续增长的关键。海外学者胡泰克在最近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辩论中也提出，依靠目前的增长方式和制度体系，中国经济无法保证过去的增长率。
（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
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阶段中来自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明显加剧，这些集团必须有反映自身意见和要求的手段，以便在政府进行重大决策时能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实现民主与法制，包括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废除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切实实行多党合作制，新闻监督制、实现民主协商和决策机制等，不仅可以调节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利益，有利于适当解决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缓和社会矛盾，提高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内聚力和吸引力，为转型与和谐发展创造稳定政治环境，还可以减少经济转型和增长中的决策失误，降低各类成本，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和谐发展。
从世界发展规律来看，转型期是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和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实现和谐转型和发展受到诸多制约，难度超过任何时候和任何非转型国家。和谐发展既是转型的出发点和终极点，同时自身也是转型的一部分，即从经济非和谐的发展走向和谐的发展，这正是经济转型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而要在转型的非常条件下应对这样的挑战和达到这样的目标，自然需要作出更多的艰苦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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