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开放经济领域方面陆续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政策导向，特别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纲要，集中反映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关于提高开放经济水平的政策主张。200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重申了已经明确了的政策思想，而且针对2006年和2007年对外开放形势的新特点，进一步强调了加快落实这些政策举措的必要性。
当前，对外开放形势面临的新特点有：第一，中国“入世”五周年赢得高分，但未来面临更大挑战。“入世”五年来，中国经济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现象，特别是对外贸易从2001年的5000亿美元跃升到17000亿美元，吸收外资始终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第二的位次。在经济增长中，人民普遍得到实惠，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五年“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中国要全面履行世贸组织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将继续扩大开放，不仅制造业和工业将面对更激烈的国际竞争，而且农业、服务业也将面临国际竞争的新挑战。
第二，中国外贸顺差将持续出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新任务。2005年我国出现10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也因此成为国际上经常项目持有大额顺差的国家，预计2006年我国将出现1600亿至1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增加是好事，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持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合理的。但是，顺差太大，时间太久，造成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会大大增加本币投放以及因此采取的对冲措施所使用的金融产品的供给，出现金融流动性过剩和调控的困难；在国际社会中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并引发经贸纠纷，不利于改善对外经贸环境。因此，适当扩大进口，改善贸易平衡，进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第三，扩大境外投资合作将成为中国开放经济走向更高阶段的转折点。坚持互利共赢是改善我国开放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我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全世界一枝独秀，世界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使我们的贸易伙伴得到实惠，我们的开放经济才能实现更大提高，经济增长才有更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也必须寻找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结合点，即积极扩大境外的投资合作，使我们的贸易伙伴能分享我国开放经济利益的成果，为我国开放经济的提高提供有效的市场条件和资源条件。
针对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加快调整和完善对外经济发展的模式，其主要政策方向首先是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增长方式粗放。因此，在生产环节中要积极采取措施，优化生产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实现出口商品生产向中高技术加工和较高附加值的集约型生产方向转变，从而带动国际产业链在我国分工位次的提升。在流通环节也要采取积极措施，避免内部低价竞争，提高企业自律意识和防范贸易摩擦，建立有关服务体系，并改善相关基础设施条件，提高贸易流通效率。
其次，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从1979年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6000多亿美元。但国际通用的统计是存量，即发挥资本功能的积累量，按此口径，到2005年底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只有3000多亿美元，如果按人均吸收计算，在世界上只能排到100多位次以后。因此，我们不能盲目骄傲，也不能轻言吸收外资已经过多。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这就要求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取向，发达地区应当更倾向于“选资”，即着重于利用先进技术和管理，着重于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不单纯扩大数量和引进资金。当前，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更多向服务业投资和以并购方式投资的新趋势，我们要把握机遇，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以及吸收以并购我国企业方式的外商投资，从而达到改善利用外资结构，提高质量和水平的目的。
再次，要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出口贸易继续扩大，但半数是加工贸易，境内加工的增加价值并不多，而原产地的帽子却要我国来戴，境外反倾销的对象国也要我们承担。要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需要企业“走出去”，把一部分加工环节转移到境外，改变原产地标签对我国出口贸易扩大的制约。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消耗空前增加，我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能源和其他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大国，对外依存度的提高，资源供给保障的要求也越来越重要。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要求我国企业走出去寻求投资合作，扩大资源供给的来源和方式。企业走出去寻求投资合作，是外汇资本流出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也是资本项目扩大开放的重要标志。从2006年开始，我国企业走出去所需要的资本流出将出现一个历史性的增长，我国成为亚洲企业海外投资大国的现象已经为期不远。但这将是对开放经济领域中宏观管理和企业微观管理的新挑战，我们还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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