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窗口
所谓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无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还是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我国都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通过考察全球化和全球失衡提供了哪些机会、我国何以能够利用这些机会，以及是怎样利用这些机会的，我们可以证实上述判断。
首先，全球化为我国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尽管保护主义仍然不时地兴风作浪，但是，全球化时代的总趋势则是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我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而得到发挥。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在世界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商品进出口总量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强，以翻番的速度提高到2004年的6%以上。尽管对于这种过于依赖出口引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遭到广泛的争议，但它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其次，国际资本流动并在世界范围配置，为我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毋庸讳言，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早期阶段，资金不足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此，那个时期的外资具有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效果。随着国内储蓄率的迅速提高，以及相应而来的资金满足程度的提高，引进外资的速度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呈加速趋势。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把引资当作主要政绩，作为干部考核的标准。其实，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阶段上，引进外资不再是填补资金不足，而归根结底就是利用他人的资源配置能力。地方政府需要政绩，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是最重要的体现，而如果这种效果能够通过国内投资实现，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如果地方干部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外商投资比国内投资更成功的结论，则他们必然为了政绩而关注外资的引入。
第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方———美国为我国利用发达的先行者的资源配置能力提供了机会与场所。从国际经验看，保有一个经常项目的逆差不足为奇，许多发达国家都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美国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而已。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只有一个季度出现过经常项目顺差，其他时候都处于逆差状态，在大多数时期逆差接近于GDP的2%，目前甚至提高到占GDP的7%。因此，我们需要解释的不过是，美国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支出大于收入，投资大于储蓄，从而不断向国外借债或出卖资产这种国际收支状态是否健康，可持续性如何。
实际上，美国长期处于投资大于储蓄的情况，不仅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基本面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反而说明它有能力对资源进行有效率的配置，同时具有良好的资源配置环境，从而为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财富迅速增长的中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提供了品种丰富、流动性强和收益安全的投资机会。也就是说，正如我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的作用一样，美国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世界金融中介，其效率、透明度和流动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选择收益高、风险小的美元资产。1990年~2003年期间，外国在美国拥有的资产从不到2.5万亿美元增加到10万亿美元强，而美国拥有的外国资产仅仅从2.3万亿美元增加到接近7.9万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始终大于外国在美国投资的收益，也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美国的进口大于出口和投资大于储蓄的同时并存，恰恰是这个国家在失衡状态下，因其具有的良好资源配置能力而表现出的一种平衡方式。
第四，在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源比较优势，使我国具备了在全球失衡格局中获益的条件。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增长率不断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在提高了储蓄率的同时，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6.8%。这与制造业产品出口形成我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从另外的角度看，由于仍然存在的金融压抑，高储蓄率并不能充分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如果没有外部良好的环境，我国就会处于面对获利机会却受到自身资源配置能力制约的状况。这时，无论是利用积累下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还是利用引进的外资推动经济增长，都是在利用国外的资源配置能力。而全球失衡这种格局，恰好为我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窗口。
二、顺应发展阶段的经济调整
许多经济学家明确指出，单纯依靠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终究要靠生产率提高予以保障。然而，直到最近，关于东亚奇迹中人口红利贡献的研究提示我们，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拥有不断上升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并且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也具备的话，则人口红利的充分作用，可以大大延缓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而如果一个具有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恰好与先行国家的对外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逆差相对应，则获得了一个有利于高速增长的机会窗口。不仅我国经济今天的现实是这样，历史上日本、德国以及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充分利用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所造成的不平衡。在东亚，有利的人口结构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来临，破除了“克鲁格曼诅咒”。以亚洲四小龙为例，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从进口设备和引进外资中获得技术和管理，TFP提高的速度有明显的加快趋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渐加大，从而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越来越多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转变。
如果我们用一种反向事实的思维框架来设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过去近30年实现的年平均9%以上的GDP增长率，有可能不依靠人口红利带来的充足投入要素，而完全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吗？有可能不依靠出口，而单纯依靠国内需求刺激达到吗？有可能不依靠外商直接投资，而仅仅依靠国内储蓄推动吗？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利用世界经济的“失衡”实现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加快了经济增长，并不成为什么问题。而且，如果美国的双逆差是可持续的，则我国利用这个机会窗口而形成的双顺差也是可持续的。
问题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禀赋结构的确正在发生变化，预示着一个阶段性的重大转折。从人口预测来看，给我国带来人口红利的良好人口结构即将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16岁以下和64岁以上人口与16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将停止其不断下降的趋势，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如果把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放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今后20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不再具有优势。虽然这个变化将发生在若干年之后，但是，人口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事实上，这个变化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民工荒”现象从沿海地区到全国的蔓延，意味着普通劳动力已经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的性质。而这种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趋于供求平衡，以及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与工资的上涨速度相互印证，表明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相应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以往的增长源泉即将丧失，我国经济需要适时地转向以生产率提高为主要动力的发展阶段。
迄今为止，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在改革前期TFP有较大幅度提高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TFP的提高幅度显著减小。例如，1979年~1995年期间TFP增长率为4.63%，1996年~2001年期间下降到只有0.60%。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同样的问题。1978年~1993年期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7.0%，其中由TFP提高的贡献比例超过1/2，其他部分的贡献为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而1993年~2004年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7.8%，其中TFP的贡献比例只有1/3，更大的比例来自资本-劳动比率提高。此外，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是巨大的，东部地区的增长表现远远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是，如果观察TFP的增长表现和对增长率的贡献水平，快速增长的东部地区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越之处。
因此，顺应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转折，把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上来，是我国经济面临调整的根本所在。抓住这个本质而进行的经济调整，犹如顺水行舟，是顺应经济规律作用的，最终将把我国经济增长引导到更加可持续的轨道上。而面对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单个国家所无法左右的大背景，着眼于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策略调整，如对人民币进行升值、抑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需求，以及抑制出口等等，都如逆水行舟，不仅给我国经济带来过大的风险，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具有事倍功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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