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里，斯密对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有着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评论。在此，我们摘其主要者讨论。
１．中国与近代欧洲产业政策取向的对比
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他强调，“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
我们确实特别重视农业，并且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欧洲确实特别重视制造业，特别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制造业，结果欧洲发展了，中国落后了。就中国今天的情况来看，那些主要是农业产业的地区依然落后，而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却经济发达。问题的原因在于制造业附加值高，而且必须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是国际贸易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产业；而斯密当时所讲的中国农业，即传统农业，却附加值低，而且进入流通的分量极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产业。
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为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产业化，注重所选产业的附加值弹性，并且尽量深化和提升所选产业的产业链和附加值。由此出发，我们应当改造传统农业，使之尽可能地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
２．中国应当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并重
斯密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国土那么广大，居民那么多，气候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斯密的这些评论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开发仅仅依靠对外贸易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在任何时候同样不能忽视国外贸易，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３．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国富论》里，斯密有一段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法律构架的评价，这一评价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斯密说：“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率，据说是１２％，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负担这样的利息。”
斯密的这段论述起码说明了如下道理：当时的中国，（１）封闭或闭关自守；（２）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应的法制建设；（３）保护大官僚的垄断利益；（４）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５）这样的制度安排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斯密的这些论述切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揭示了中国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十九世纪末，中国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严复，曾将《国富论》以《原富》的译名翻译并于１９０２年出版，然而并没有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因为清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与《国富论》的精神相差太大了，根本没有对《国富论》所倡导的精神和制度变革的需求。今天，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是，我们才感到了斯密思想的深邃和伟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斯密当年批评的现象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使中国人民实现富国裕民，中国人民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
（摘自李义平《经济学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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