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文化的根基VS. 科学
中国式管理的思想根基是什么？
曾仕强先生如是答：“中国式管理的源头是《易经》。”曾仕强认为，“如果说中国人是《易经》民族，因而我们的管理行为主要的依据即为易理，那么有史以来，我们所奉行的便是‘大易’管理。”“大易管理，说起来就是运用《易经》的道理来管理。”
曾仕强在其充满命理占卜之术、完全称得上是易经研究心得的“管理学”著作中，把中华民族定位为《易经》民族，把中国式管理定位为大易管理，从而正式宣告将易学作为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根基，把命理占卜之术纳入了管理和决策的体系。更有甚者，对具体占卜的工具、占卜的要领，对六十四卦的变换和各爻的判读，曾先生都做了煞有介事的系统介绍。……这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如果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无疑是对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科学的漠视。面对曾仕强 “易理是智慧，科技不过是知识”的奇怪言论，我们也就不会那么讶异了。
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要思考：这样中国式管理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在21世纪的、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的竞争中获胜吗？
科学的前身—哲学，在古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爱智慧”，它所代表的是人类对于“众神统治下”的世界的最大的好奇、和人类终极的智慧；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勃兴始自文艺复兴，也绝非偶然，与科学的兴起相伴的，是宗教、人性、文艺甚至自由、民主思想等全方位的深刻觉醒。可以说，在经历了无数学者孜孜终生的拓展之后，科学已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它绝不仅仅是一种说明“苹果为什么会落地”之类的知识，它还是一种精神、一种观念、一种态度，是真正的人类智慧，有人甚至称之为“科学宗教”。
曾仕强认为，现代人相信科学，却不明白易学原来是科学的根。逻辑是这样的：物理学最高深的理论，都在讨论机率问题。易学使用硬币来占卜，其实也是透过机率，来找出可能的答案。易学的出现显然远远早于所谓的现代科学，所以易学是科学的根。这分明是“巧妙”利用逻辑这一技术手段，演绎现代版的古已有之!
在科学中固然有“上帝有时也会掷色子”之说，但那只是科学家们对未知科学的敬畏之词，是无奈之时的自我解嘲。曾先生故意把数学上的概率论（科学）与易学、占星术之类（玄学），混为一谈，实在让人费解。难道是学者曾错误低估了人民的智慧？不应该！
世俗的道德追求
在曾先生眼里，中国式管理既是管理，也是伦理，分为“利”、“乐”、“和”、“安”四个层次：“利”，代表的是经济层次，企业追求利润，就是完成这种经济责任；“乐”，代表社会层次，企业善尽社会责任，意思是在赚取利润之外，使社会大众乐于够用其产品或劳务，并且重视消费者的权益，不致造成社会问题；“和”，代表的是政治层次，企业能够造成和谐的效果，无论与同业、异业，都能够和气生财，不恶性竞争或垄断市场，也不到处惹事生非，引起环保、公害的问题；“安”，代表的是文化层次，企业一方面对内求安，使同仁在安居乐业之际，同等重视安定与进步。
在曾先生看来，资本主义的思考层面到“和”为止，不再向上提升。而民生主义则在其上进一步提出了安的境界，因此中国式管理在道德追求上，要比资本主义来的高远。
众所周知，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两个德国人做出了相得益彰的解释与说明：卡尔·马克思从经济发展与物质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解释作了细致阐述，其代表作品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论》；几乎与其同时代的马克思·韦伯，则从精神角度出发，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统分析了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基督教信仰因素。
西方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终极源头要追溯到古希腊；今天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的现代科学体系，则确立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真正发挥其影响力的大背景，与宗教改革密不可分。
新教伦理对其信徒个人生活的严苛约束、和它趋向于禁欲主义的诉求是违背人性的；另一方面，由于新教教义对于人类世俗生活的道德辩护，它对人类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培育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新教伦理认为：第一，职业是神圣的，赚钱是神圣的。无论是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还是英文的calling（神召），都包含了一定的宗教色彩。从此，日常的世俗活动具备了神圣的宗教意义，“上帝所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不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再有“士农工商”的贵贱分野，“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而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第二，理性至上，没有占卜，没有魔力。第三，终生劳动+禁欲主义=资本积累。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诫—从事“神圣的”“职业”，努力通过世俗活动取得社会成就，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信仰而劳动”，在劳动中获得上帝恩宠的确实性，间接实现了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劳动成为人们的需要。终生劳动的结果必然导致财富的增加；而禁欲主义则限制了个人的物质消费。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不断增加的财富最合理的出路就是投入再生产，从而再次为“天职”服务。这样，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的奥秘—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便有了精神上的解释和动力。其四，鼓励奉献一切，鼓励一生的善行。美国新教循道宗/卫理公会创始人John Wesley说：“只有那些尽最大可能去赚钱、尽最大可能去节省金钱、最大限度将钱捐献出去的人，上帝才会允许他赚最多的钱！”考察所有这一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大实业家兼大慈善家洛克菲勒的一生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例证。而他对此的自白是：“我赚钱的才能是上帝赋予的……我之所以被上帝看中并受到特别优待，乃是上帝相信我会将所有钱财献给上帝的伟业。”
“人生最要紧的，是当下。当下最重要的，是生活。而生活最可靠的，是人情。”“人活着，主要就是过生活。”反观这些中国式管理自以为高远的道德追求，相形之下，却显得格外低俗。
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精神，并非商人所应具备的精神，并非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管理者的精神，而是官吏的精神、学者的精神，在一个儒教伦理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代农业社会中，这样的精神无疑会以其行之有效的“安人”作用而发挥功用、获得垂青，但即使是对于重视商业、重视竞争、重视技术进步的工业时代而言，这种精神便已经显示出了它的迂腐和过时，何况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被称为是“后工业时代”的、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呢？
内耗的“情理法”艺术
中国式管理为了达到 “安人”的最终目的，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情理法体系”的概念。“当一个中国人有道理的时候，他喜欢讲道理，而不提法律条文；当一个中国人觉得自己没什么道理的时候，他就开始引用法律条文，企图以合法来掩饰自己的无理或不合理；当一个中国人知道自己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时候，他便胡乱骂人，想要以泼妇骂街的方式，来获得同情或乡愿式的和稀泥以求自保。”
在情与理的范围之内，曾仕强架构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体系大致包括：①合理的阳奉阴违。“既不当叛逆，又不做奴才，那该怎样办呢？说起来相当可笑，合理地阳奉阴违，不就是中庸之道吗？”②潜龙勿用。“中国人为人处事的第一要则，便是‘潜龙勿用’。”③在圆满中分是非、维护面子。“由于中国社会特别重视伦理，大家从小生活在亲疏有别、上下有差等的气氛中，把‘合理的不公平’看得比‘不合理的公平’更重要”。④理解失信。“一般说来，西方人比较重视‘理性’的思考，他们习惯于‘依据是非来判断’，而且接受‘对就是对，不对便不对’的二分法概念。……中国人的理想比较高远，不能满足于法律、契约和种种规定的束缚。”⑤反求诸己。“西方人向外求，以约束他人来防止自己上当；中国人向内求，拿小心来提防自己上当。”⑥留出灰色空间。“‘同时说出两种相互矛盾的话’，使人找不到攻击点，无法击中要害。”⑦看人下菜碟。“上级不在场，尽量让部属表现；上司在场时，由自己来表现。”“有人对中国人这种看起来好像‘让老板当好人，叫干部做恶人’的‘游戏规则’，感到相当厌恶。其实，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会觉得好处很多，值得推广。”⑧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中国人注重会前和会后，会议本身，往往流于形式。”
遍察上述体系，可以看出，中国式管理所强调的，其实就是传统的权谋之术，此道说白了，就是内耗的艺术。在所谓的“交互主义”的统率下，组织中的众人发挥高度的智慧、耗费不菲的心力，心照不宣地玩儿着在外人看来眼花缭乱的互动游戏，将中国人的组织关系弄得越发复杂，一个很糟糕的结果，就是在总体上极大地提升了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如曾仕强先生自己所承认的，“中国人的关系，可能是全人类当中，最为复杂的。”知道这种复杂性的存在，不思改进反而引以为荣，进而鼓吹推广之，则组织成员的精力势必耗费在无休无止的内部交易与博弈中，组织对外的奋斗与拓展反被淡化，则管理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曾先生所说的“安人”了。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当“中国式管理”津津乐道于中国人为人处事的艺术并引以为“管理真谛”时，是否也从另一个角度想过内耗的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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