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
□ 蒋 寅
二．立场转换：尊重理论遗产的历史价值
我们知道，“五四”新旧文学之争曾激发盘点家底的意识[7]，并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8]。虽然置身于当时的语境，整理国故的工作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急切的功利目的，但良好的学术训练和与国际同步的知识水准保证了研究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建国以后，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主导下，实用性的接受态度日益强化，对古典传统和外来文明，除了区分香花、毒草，取菁去粕外，关键还要落实到“用”字上。研究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首先关注的是对今天有什么用。诸如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类的宏大理由，看似立足点甚高，实质上和人们质问“你们研究古典文学有什么用”同一见识。在焦躁的“建立中国文论话语”的心理氛围下，古代文论又一度遭逢“古为今用”的荣遇。
在此起彼伏的“转换”声中，我想提问：在如何转换还不能形成清楚的认识之前，能不能先将古代文论研究的立场和出发点转换一下？古代文论毕竟是古代文学的理论，首先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我们在研究这份文化遗产之前，能不能首先将它作为纯粹的认知对象，而暂不问对现时有什么用？
从事古代文化研究，当然有不同的学术取向，有来自不同方面的要求，问题是我们在要求“古为今用”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尊重一种超实用、超功利的研究态度，坦然承认纯粹认知本身的价值？我很赞同罗宗强先生提出的“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9]这么说其实还是有广义的“用”的意识贯注其中的，我更欣赏那种追求“无用之用”的学问态度，那是一种超然的审美的态度，一种为好奇心驱使的求真的态度，发自对研究对象的浓厚兴趣和热爱。不是么？古代文学理论和所有古代文化遗产一样，是先民文学感性和理性思维的生态，是先贤智慧和理想的结晶。它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中国人如何看待文学，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问题，见解达到什么深度，在人类对文学的认识史上处于什么水平。这样一种纯粹的认知研究，会产生许多有关古代文学理论的可靠知识。这些知识可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满足我们自我认识的需要。
其实从根本上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原无所谓纯粹知识。人文-社会科学固有的价值判断色彩，使它的一切知识都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古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同样也是在某种认识框架和价值尺度下形成的历史认识，它不仅受当代学术观念支配，也为文学史的研究水平所局限，同时它更与文学史研究相发明，小则可以深化中国文学史研究，大则能充实甚至改造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这样一种学术意义，目光短浅的人是认识不到的。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重要，中国文化愈益受到各国研究者的关注，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吸引了欧美、日韩的众多研究者，无论是传统文学研究还是戏曲、小说及说唱等通俗文学研究都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相比之下，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有关专家和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基本上还是个未受到国际汉学重视的研究领域。由于对中国古典文论知识的缺乏，整个当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没有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的资源，这对彼此都是一个遗憾。
三．理论遗产发掘和诠释的历史取向
古代文学理论之被冷落，无疑与进入和理解的困难有关。深奥的古典语言，玄妙的抽象概念，复杂的历史语境，使尚友古贤，走近他们的思想，变得困难重重。要发掘古代文学理论的矿藏，使古典遗产向今天开放，不仅需要做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做写作过程及动机的实证研究，还需要用现代文学理论知识来阐释其理论内涵。这种阐释，按我的理解首先是一种兑换，就像用公制来说明工部营造尺的长度，它决不应该是单纯的理论演绎，而应是还原到历史过程中的梳理，正像每个时代营造尺的单位值不同，古代文论概念、命题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也是不一样的。
的确，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命题始终都处在不断的解释中，古代文论的承传和接受史也就是它的解释史。每一次解释都是传统话语与当下主体的对话，对话的结果形成概念和命题在不同语境下的历史内涵。就像长江和黄河，每一段河道的水质和水色都是不一样的。就拿起承转合来说吧，它在各个时代被赋予的含义、人们对它的态度完全不同。在元代它被解释为近体诗的固定结构，对应于律诗的四联或绝句的四句；在明代它被解释为诗歌本文构成的逻辑序列，并被吸纳到八股文的章法结构中去；到清代它又因呆板僵化而遭批评，为诗论家所鄙薄与扬弃，最终泛化为作品的一般结构理论。不同时代的解释赋予了不同的理论内涵，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只有弄清这一演变过程，完整地描述这一命题发生、演变、定型的理论流向，才能把握它在历史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和古人的价值评估，从而作出包括命题全部理论内容的有效诠释。否则很容易流于盲人摸象：抓住元代诗论的会说起承转合是律诗章法论，抓住明代诗论的则说是试帖诗和八股文的章法论，而抓住清代诗论的又会说是文章的一般结构论。有人会说起承转合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也有人会说它在古人眼里毫无价值。如此这般，怎能把握概念和命题的基本内涵？只会以为古人使用概念随意，缺少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最终对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和价值取向作出轻率和肤浅的论断。
我们有理由强调，古代文论的阐释基点只能建立在一种历史研究上，在理论的历史展开中把握其发生、发展、转变的逻辑进程。这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也是我一直倾心并付诸努力的目标。这样一种学术理念，不仅是方法论的终极体认，也是现时学术状况下的策略选择。尽管我也认为古代文论的理论阐释非常重要，需要有一批理论素养好的学者致力于此，也需要比较诗学学者参与，做理论内容、民族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对比研究，但作为学科在现有学术积累下的策略选择，我认为首先还是应加强史的研究，具体说就是加强文献研究，加强文论和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近年多种批评史著作刊行，让学术界产生了史的研究已很充分的感觉，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我觉得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尚处于很浅的层次，很低的水平，古代文论的理论阐释水平难以提高，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明清以后的文论著作，大部分还没有被阅读，大量的文论资料还沉睡在各种典籍中，文学史的背景知识也不丰富，我们凭什么来作理论阐释呢？在古典文论研究的现阶段，似乎还是应该多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多做些局部的积累。
[8]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出版。
[9]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已经有504位读者读过此文
|
文章搜索
